一群大學生對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做了一次深度調查

小組成員在一起討論

(資料圖)

日前，日本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與三位畢業多年的北大女生對話引起了網友的關注，同時她與北大教授戴錦華的交流也在女性范圍內引起廣泛討論。伴隨著近幾年中國人口政策的不斷調整，年輕人的生育觀，開始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在這種狀態下，幾名浙江工業大學的學生完成了一個社會調研項目——探尋青年人最真實的婚育意愿，試圖解開他們心中關于不婚不育的謎團。

01? 浙工大學生調研，被省委領導批閱

調研項目從2022年1月開始，由8名同學組成的調研小組先是向全國發放了1500多份調查問卷，被調查對象主要是大學生青年群體，問卷分別對戀愛、婚姻、生育、養育四個階段進行調查了解。

問卷回收后，從總體情況看，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甚至有些人連婚戀的意愿都并不強烈。于是，調研小組提出一個問題：國家這些年出臺了這么多促進生育的政策，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

帶著問題，調研小組對80多位重點人群進行了深度采訪。受訪者被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依照未婚、已婚、已育來區分；第二類是按照老年、中年、青年來區分；第三類則是對比中、英兩國的情況。

指導老師周瓊表示，選擇英國來做對比，是因為這些年英國有相對短期的留學項目，去英國留學的中國女生很多。

除了深度訪談，小組成員還利用暑假進行線下的實地探訪，他們走入社區街道的計生工作中，采訪幼兒園園長和小學校長，了解婦幼醫院的運轉情況。他們希望從中了解到一個現實問題：國家在逐漸改變生育政策和福利，對于年輕人的婚育到底有沒有幫助。

這些走訪對于還沒走出校門的學生們來說困難重重卻又意義重大。困難主要在于學生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他們要在課余時間完成調研，很多采訪只能不斷調整時間及采訪對象。

調研小組成員

無論是調查問卷還是線下走訪，都需要一定的經費支持，雖然學校和指導老師可以從科研經費中拿出一部分支持他們，但還是有相當一部分同學是用自己的獎學金來完成的。

從10月份開始，調研小組開始對前期調研進行整理和總結，形成多篇論文都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還參加了多個高校社會實踐和調研的比賽。最終，在浙江省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風采大賽上，這個項目獲得了第二名，學生們的論文和建議還得到了浙江省領導的批閱。

“我們當時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聽說省領導批閱了同學們的調研報告，學生們都覺得能為國家和社會建設真正做出一點微薄的貢獻，成就感蓋過了一切辛苦。”指導老師周瓊認為，這個項目能在比賽中脫穎而出，主要是當前社會對于生育問題的關注度很高，國家也很重視這一問題，而且同學們實打實地走了下去，“這是一份接地氣的、引人關注的調研報告”。

02? 二胎三胎政策下，被卷入的大學生們

這份調研報告緣起于時年讀大三的楊怡然與導師的一次交流：在看過人口學家穆光宗的一些論文后，楊怡然和導師聊起有關中國年輕人生育意愿的問題，導師鼓勵她將這個問題作為科研項目搞下去。

這樣一個調研項目楊怡然一人肯定無法完成，于是她找到同伴組成了調研小組。在這個過程中，她發現了很有趣的現象——自己身邊的同齡人雖然生育意愿不強烈，但卻都很關注婚育問題，而且不少同學已經被卷入生育政策的變化之中。

楊怡然找到了同班的黃啟政，那段時間黃啟政剛從家庭的一個小風波中走出。“你想不想有個妹妹？”當父親突然拋出這個問題，已經21歲的大三男生黃啟政一臉懵，他回了父親一句：“您都多大年紀了，開什么玩笑。”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母親也找到他，鄭重其事地說：“你爸爸是認真的，但我不想生。”

一家三口為此開了一個家庭會議，分析了利弊得失后，黃啟政和母親算是暫時打消了父親要二胎的念頭。此后，父親也意識到，自己的想法過于理想化，忽視了現實的問題：自己因為工作的原因，每周只能回家一次；愛人還沒有退休，兒子也正在上大學。全家如今的狀態和精力，很難再供養一個孩子。

調研小組的同學正在采訪中

在這個小組里，還有兩個女生和黃啟政有類似的經歷。她們都有一個比自己小十多歲的弟弟妹妹，幫父母帶孩子的經歷讓她們都對婚育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汪逸欣今年上大三，她比親妹妹大了16歲，由于父母精力有限，在日常的很多時候，汪逸欣都要充當“半個媽媽”。尤其是在寒暑假，她幾乎要泡在妹妹的身邊，從小時候的把屎把尿，到如今的陪玩、講故事。

“帶孩子太累了，小孩子的精力太旺盛。她現在處于認字階段，什么書都要我給她念，講繪本能常常把我嗓子講啞。”汪逸欣說，自己今年21歲，算得上身體狀態最好的年齡，可仍敵不過小孩子。

汪逸欣坦承，小妹妹的出生是家里的一個意外。她在帶娃的同時會思考，如今社會的狀況之下，生育的意義到底是什么？生育的動力是什么？生育的問題又如何產生和解決？

03? 生育意愿低，或有一些“神奇因子”

調研小組在對未婚者的采訪中發現，年輕人對生育的關注點主要是在社會的隱性問題上，比如非婚生子問題、女性權益問題。而已婚已育的群體的關注點主要是在社會競爭壓力方面，他們覺得當前社會太注重成功論，養孩子“太卷了”。一位孩子爸爸直接跟楊怡然表示，“現在養孩子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

作為調研小組里唯一的男生，黃啟政認同這位爸爸的說法。自從參與調研后，他也曾跟父母閑聊，問過父母這樣一個問題：“你們把我從小養到大，付出了那么多，是憑著什么堅持下來的？”黃啟政在調研后更體會到養孩子的不易，他覺得培養一個小孩長大，要付出很多，而這個過程中的工作壓力、生活壓力都很大。

“生育孩子經濟壓力大”這一原因在調研之前，小組的同學們就預想到了，不過令他們驚訝的是，這一點卻并非是左右年輕人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用黃啟政的話說，他們通過調研，發現了很多影響青年群體婚育的“神奇因子”。

在對不同年齡人群的調研中，年青一代表現出了對催婚催生的逆反，很多年輕人表示了“越讓我生我越不生”的想法。

這種逆反心理還表現在年輕人對于兩性權益的關注上。很多年輕女性認為，她們通過網絡看到了太多男女不平等的信息，這讓她們對于女性在生育過程中的權益保障產生了擔憂。

調研探訪

“現在別說生孩子，年輕人連結婚甚至戀愛的意愿都降低了。”黃啟政覺得，因為社會發展迅速，日常生活變得極為豐富，有太多東西可以填補年輕人情感上的空白，愛情這件事就變得不那么需要了。

這一點，汪逸欣也有體會。她主要負責的是第三組中英學生對比的采訪工作。她發現，英國女生在談到生育問題時，對于伴侶的重要性認知程度很低，而中國女生在考慮生育意愿時對伴侶有著非常高的要求，認為丈夫必須要足夠優秀才會考慮生育子女。

在采訪中，令汪逸欣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英國女生，她有著非常高的生育意愿，但希望能到四五十歲時再生育，而且她表示愿意選擇輔助生殖的方式，即使生四五胎也沒關系。

“2020年，英國的未婚生子率達到51.3%。”汪逸欣清楚地記得這個數字。而且英國社會對于未婚生子的包容度較高，對未婚生子的保障也很好，這也讓汪逸欣有些能夠理解，為何前一段時間有省份放開了未婚生子戶口登記的相關事宜。

04? 生育支持政策超出預期，

但仍有待完善

調查問卷表現出來的是冰冷的數字，深度采訪中的一些受訪者略顯偏激，但在實地走訪過程中，調研小組的學生們看到了更多真實的東西。

楊怡然說，他們走下去調研后發現，浙江省這邊在開展“嬰幼兒成長驛站”的建設工作，母親可以帶孩子來社區接受育兒知識的教育，也可以帶孩子來玩耍游戲。此外，社區還會組織全職媽媽參加讀書會活動，很多全職媽媽會借由此機會，互訴衷腸。

在這次活動中，僅有一位爸爸參與進來，調研小組馬上對他進行了采訪，這才發現這位男士就是活動的發起者之一，他和妻子希望通過閱讀國學書籍這樣的活動來緩解全職媽媽的焦慮。

在一個社區正在進行的育兒夏令營活動中，社區工作人員和專職老師正帶領孩子們做剪紙和繪畫的活動。社區書記主動向前來探訪的黃啟政介紹說，社區舉辦這些活動的初衷是希望能幫這些父母排解養育孩子的壓力，也能給小朋友傳遞樂趣。此外，社區還開展了其他豐富多彩的活動，如露天電影節等，還有不少全職媽媽自發組成了相親群，促成了多對青年男女的戀愛，也為推動社區生育工作做出了貢獻。

網絡截圖

通過走訪，黃啟政發現政府部門其實做了大量的促進生育的工作，但他認為這些工作應該再主動些，讓更多人知道，這樣才能形成較好的生育文化氛圍。

由于一直充當著小妹妹的“半個媽媽”，汪逸欣的感受更加直觀，她發現近幾年來，身邊的母嬰設施在逐步完善，商場里開始出現了母嬰室，周邊人對于帶孩子的女性也變得更關照和友好。

但兩位小組成員都覺得，這些變化的步伐還有些小，無法形成對生育意愿的刺激。比如浙江省出臺了相關政策，打算在未來幾年把全省的福利性托幼機構在數量和質量上有一個明顯的提升，但這項政策的落地卻略顯緩慢。

05? 了解生育才能確定，自己真實的生育意愿

對于調研小組的同學們來說無論是比賽中的成績還是省領導的批閱，都不是他們最大的收獲。他們覺得，最大的收獲在于，通過這次長達一年的調研，他們對于婚育問題有了更多的思考，婚育問題不再是停留在他們的想象中。

汪逸欣此前算是一個獨身主義者，但她在調研后開始考慮生孩子的問題。

汪逸欣認為，調研過程讓她能夠更準確地認知生育問題。比如生育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這是無法被母性光輝所遮掩的。此外，她覺得自己應該更努力地去讀書，這樣才能讓未來的自己有更多的選擇自由。但同時，她也通過調研看到了生育帶來的一些好處，比如有很多孩子的媽媽說，養育孩子能帶來快樂和成就感。

而在養老方面，汪逸欣認為“養兒防老”是有道理的，盡管現在很多丁克會計劃用“抱團取暖”的方式來度過晚年，但一群七老八十的人互相照顧，很可能會力不從心。“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至少有一個孩子。”汪逸欣說。

調研小組討論中

黃啟政此前是一個對婚育沒什么意愿的男生，通過這次調研，他發現現實并沒他想象得那么悲觀，他能看見社會上那些有助生育的政策逐步落地，社區所做的相關工作也帶給他信心，“如果生育條件好的話，我會考慮一下，這也算是一種進步，相當于我以前給生育砌了一堵墻，現在會打開窗看看外面的環境適不適合我生育。”

作為小組長的楊怡然則出現了相反的變化，她的婚育意愿在調研后有所減弱。調研前，她憧憬著以后養育一兒一女，但她發現養育孩子所需要的教育和生活成本還是很高，對時間和精力的需求巨大，自己不確定將來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承擔同時養育兩個孩子。

楊怡然覺得，自己生育意愿的減弱不是壞事，而是讓她更慎重地看待生育問題。這一點也是調研的價值體現，青年人只有去更貼近個體的“人”，才能了解生育意愿背后的意義。

（圖片為受訪者供圖）

撰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子淵

統籌/林艷 張彬